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日本借“牡丹社事件”入侵台湾。驻扎徐州的淮军唐定奎、程孔德部，在李鸿章的推荐下临危受命，乘盛宣怀的招商局轮船，渡海驰援。到台湾后，在沈葆桢的领导下积极备战，最终兵不血刃，迫使日军退兵。该部驻台期间，积极从事地方建设，为台湾开发作出贡献。
   
   十年前，笔者在盛宣怀的一份资料内，看到徐州淮军渡海援台的记录。苦于资料匮乏，一直没能动笔。今年去台湾旅游，走马观花，台南、恒春等地都不在行程之内，但听导游吴女士介绍了许多原住民、牡丹社、沈葆桢的宝贵资料，收获颇丰。回来后开始动笔，竟无意在徐州博物馆的两方石碑上找到相关资料。
    其中的一方是《修建唐公祠碑》，立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。碑文没有出现唐定奎生平事迹介绍，只刻出捐助者的名单。有前任徐州镇总兵董凤高、陈凤楼，前任徐州道台段喆，现任徐州镇总兵程孔德，都是淮军名将，安徽老乡。说明唐定奎病逝两年（1887年）后，徐州为他建祠纪念。
  另一方是《程公德政碑》，也立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。碑文虽然没有提起程孔德援台的事迹，但褒扬他驻徐期间，淮军与百姓关系十分融洽。
   两方石碑树立之际，第二次鸦片战场和太平天国已经结束20多年，甲午海战尚未爆发，除一些边塞战争外，政局相对稳定，洋务运动蓬勃开展，史称“同光中兴”。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、大学士的李鸿章，独掌外交、军事、经济大权，如日中天。他的淮军已成为国防主力，将领纷纷担任要职。在此情况下，立碑纪念健在和逝去的淮军将领的功绩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这两方石碑已成为研究徐州淮军渡海援台的重要资料了。(王沛）